皮名举的博士论文

　　汪曾祺在他那篇回忆西南联大生活的著名文章中提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他在“西洋通史”课上提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地图作为作业，老师看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何兆武在《上学记》中也回忆了在“西洋近代史”课上，任课老师要求选课学生一个学年画十二张欧洲政治地图，以便在短时间内迅速熟悉欧洲国家的政治区划。两位文化名人共同提到的这位要求画地图的老师，就是民国时期从事西洋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学者皮名举（一九〇七至一九五九）。他曾经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名校教授西洋史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与主讲中国史课程的钱穆并称为“钱皮”。但是今人对皮名举在西洋史方面的学术成就关注甚少，这与皮名举的学术地位极不相称。皮名举早年留学哈佛大学，并以一篇外交史论文《胶州湾租借：一项基于外交和帝国主义的研究》（The Leasing of Kiao chow: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mperialism）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奠定了他之后研究与教学的重要基础。

　　皮名举的博士论文选择晚清史上的外交事件——胶州湾租借事件——为研究对象，完成于一九三五年。这是晚清时期中国外交领域的一次关键性事件，前承清政府甲午战败，后启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从此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此外，胶州湾事件对中国的内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孔祥吉所言：“自此以后，中国同外国之争，开新与守旧之争，帝党与后党之争全面展开，互相激荡，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加剧，接二连三地演化出了戊戌维新、庚子事件、清末立宪，以及导致清王朝垮台的辛亥革命。”

　　皮名举在序言中指出，他对胶州湾事件的研究重点是“德国殖民政策的发展、远东的国际政治，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史”，涵盖了从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德国准备在中国获得一个海军基地，到一八九八年三月德国正式签约租借胶州湾这两年多两国的外交交涉。

　　皮名举首先追溯了德国远东殖民政策的发展过程。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一八六九年时在山东省旅行了三个月（三月至五月），并且意识到了胶州湾的重要性和山东省的丰富资源”。随着李希霍芬的五卷本《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依据的研究》的出版，书中专门提到的胶州湾从此进入了德国殖民者的视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德皇威廉二世逐步抛弃了俾斯麦时期稳健的“大陆政策”，开始实行积极向海外扩张的“世界政策”。在这种外交政策转变的影响之下，德国正式寻求在远东建立基地，以维护帝国的尊严，并保护商人的利益。德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倒向俄国，与其一起干涉日本对辽东半岛的侵占，这就是著名的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在皮名举看来，导致德国在远东采取与俄合作的政策，除了其欧洲人的种族主义立场外，试图“在远东获得基地”是最重要的因素。德国希望中国在收复辽东半岛之后，能够欣然支持德国获得基地的诉求。

　　皮名举随后在博士论文中介绍了中德两国围绕胶州湾问题的交涉和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全过程。从一八九五年十月到一八九七年二月，德国一直在进行和平获得基地的努力，但是总理衙门一再拒绝了德国的要求，这迫使德国最终放弃了和平谈判政策，转而采取“先占领，再谈判”的强硬政策。有人批评中国政府的对德政策不够灵活，如果早点满足德国人的要求，也许就不会发生强占胶州湾的事件。但是皮名举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如果贸然答应德国人，会导致其他列强提出相似的要求，中国实力的虚弱才是德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根本原因。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两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西南部的巨野县被杀，史称“巨野教案”。教案发生后，清政府立刻采取行动速结教案，并希望在俄国的帮助下息事宁人。可德国想利用教案大作文章，并不善罢甘休，于十一月十四日正式占领胶州湾。随后，两国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谈判。清政府为了换取德国撤军做出了一系列外交努力，但均告失败，最后只能满足德国人的全部要求。德国在谈判中利用撤军这张王牌来要挟中国，不仅成功租借了胶州湾，而且在山东获得了很多铁路和矿山方面的特权。德国终于在远东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在皮名举看来，胶州湾事件已经不只是中德两国之间的交涉，还是当时世界几大列强的国际博弈，所以他在博士论文中还重点探讨了胶州湾事件后俄、英、法、美、日等其他列强的反应。中日甲午战争使远东地区成为列强的角力场，且遵循欧洲的势力均衡原则。德国占领胶州湾首先遭到了俄国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了英国和日本的疑虑。但是随着俄国占领旅顺，不仅俄国在东北的利益得到了满足，而且俄、德之间的制衡也使英、日的疑虑得到消除，这使德国平息了各个列强对强占胶州湾的反对。德国处理胶州湾事件的外交政策非常灵活，对其他列强又打又拉，实现了自身在远东利益的最大化。胶州湾事件也对列强在远东地区的分化组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法联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英国感到在远东必须要有稳定的盟友，于是提出了中、日、英三国同盟的设想，成为之后英、日同盟的雏形；德国在坚持灵活政策的同时，更加倾向于俄、法联盟；美国虽然此时保持中立，但逐渐向英、日同盟靠拢。远东地区由此成为大国博弈的一个焦点。

　　皮名举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首先感谢了导师悉德尼•布拉德肖•费伊（Sidney Bradshaw Fay）教授对论文的指导、批评和建议。费伊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史与德国史学者，在一九二八年出版了代表作之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直到一九四六年退休，并在同年当选美国历史协会（AHA）主席。费伊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而著称于世，其两卷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一战”史领域的经典著作。费伊在书中重新检视了“一战”的起源，成为最早挑战德国负“一战”爆发全责的传统说法的美国历史学者之一。他在书中认为“一战”的爆发不能由德国单独负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的形成与对立是战争的远因，萨拉热窝事件后塞尔维亚、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的错误应对是战争的近因，再加上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帝国主义的经济竞争和各国舆论的煽动，共同铺就了通往“一战”之路。费伊的观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当时欧美很多人对德国的态度。

　　费伊的研究领域、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都对皮名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皮名举的博士论文聚焦德国在远东的殖民扩张行动——强租胶州湾，以及围绕这一事件所进行的大国外交博弈，属于以德国为中心的外交史题材，综合了导师费伊教授的两个研究领域——外交史和德国近代史。费伊的成名作是关于“一战”的起源这个热门的学术和政治话题，胶州湾事件与其密切相关。“一战”结束后，英国的历史学者编辑出版了“一战”爆发前十六年的英国档案文献汇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898—1914》。“它以一八九七年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为开端，并且把这一事件解释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德国学者则针锋相对，强调“德意志帝国是在所有的外交措施因其他列强的而失败后，才动用武力占领手段的”，“列强对德意志帝国和平地参与瓜分中国的要求缺乏诚意，这就迫使德国的领导层在一定程度上诉诸武力”。皮名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详细梳理了德国由最初试图和平获得基地，再到后来采取“先占领，再谈判”政策的全过程，揭露了俄国先是假意帮助中国，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随后趁火打劫占领旅顺、大连的虚伪面目，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展示了胶州湾背后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并没有简单地对德国进行单方面的指责。皮名举在胶州湾问题上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导师费伊的影子。另外，费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的突出特色是大量运用了“一战”的主要交战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塞尔维亚的官方外交档案和出版物，以及各国大使与国内往来的外交电报和书信、各国领导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各国报纸上的文章等，真正把“一战”作为国际性的事件来研究，具有非常扎实的史料基础和多国视角，所以其结论比当时西方世界的很多研究都更加客观中立。皮名举的博士论文也以史料丰富见长，除了使用胶州湾事件的直接当事国德国和中国的档案文献之外，还搜集和引用了远东地区的主要利益相关国俄国、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官方外交档案，并使用了不少各当事国重要外交决策者的日记与回忆录。以多国的档案文献为基础进行扎实的外交史研究是费伊重要的治学方法，皮名举可以说深得导师的真传，出色地完成了一篇标准的外交史博士论文。

　　皮名举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还重点感谢了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对他论文写作提供的帮助。兰格是哈佛大学历史系著名的外交史学者。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一八七○至一九〇○和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的外交史，并凭借自己在该领域的深厚造诣当选为一九五七年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皮名举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把胶州湾事件放在十九世纪末大国列强之间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需要对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外交史非常熟悉。兰格教授的研究领域恰好能够给皮名举的研究提供巨大的帮助，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版的那几部欧洲外交史论著也是皮名举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再加上兰格精通德语，能够在德语世界的史料和论著方面为皮名举提供有益的指导。兰格之后对中国留学生所做的有关近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一直都非常关注。徐中约在一九五四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一八五八至一八八〇年间的外交》，并在一九六〇年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兰格作为徐中约的导师之一专门为这本书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的外交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美国的学者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对其研究很不充分。令人欣喜的是：“现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接受了西方史学方法的训练，他们已在着力研究这一问题。借助中文或日文史料及西方人的记录，他们已经发表了不少极具价值的研究远东外交问题的专著，我相信我们将看到迄今为止这一严重失衡的研究现状会早日得到改变。”这样的评价放在皮名举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

　　近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走入近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开始与西方国家进行民族国家间的交往，逐步进入国际大家庭。因此，近代中国的外交史是近代中国史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成为民国时期众多学者关注的对象。由于外交史涉及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往，需要良好的阅读外文史料的能力，以及对西方政治、法律和经济的了解，所以民国时期从事外交史研究的学者大都具有留学背景。有不少学者在留学时的学位论文通常都选取与中国相关的外交史题目，比如鲍明钤一九二一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对外关系：历史与概述》，蒋孟引一九三九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完成的博士论文《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的中英外交关系》，王绳祖一九三八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马嘉理案和烟台条约》等。这些中国留学生的外交史学位论文为推动民国时期的外交史研究走向学术化与规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皮名举一九三五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其中之一种，他选取了胶州湾事件这个对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外交史层面的研究。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将中国在山东的权益由德国转交给日本，激起了中国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受此影响，中国史学界希望从史实方面来揭露《凡尔赛条约》在山东问题上的历史错误及其对国际法原则的违背。谢开熏在一九二〇年出版了《二十二年来之胶州湾》，对一八九八年胶州湾事件后这一地区在德国、日本统治之下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批判了德、日两国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本质，表明胶州湾的主权属于中国。张凤桢一九三〇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一八九八年以来的中德外交关系》系统梳理了胶州湾事件后三十年来中德两国的关系，探讨了胶州湾事件对两国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皮名举对胶州湾事件的关注当然受到了中国学者在一九一九年后这种为中国在山东的权益正名的影响，而且他写作博士论文的时间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陷入新一轮民族危机之时，体现了他强烈的现实关怀。

　　皮名举博士论文的一大特色就是运用的一手史料极为丰富，而且他还很注重对各国史料进行考辨，在论文的参考文献部分对使用的一手史料的编纂情况和特点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并且指出了史料的不足。对于博士论文重点使用的德方档案《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欧洲各国内阁的重大决策：外交部外交档案汇编》，皮名举认为：“毫无疑问，这是关于占领胶州湾事件的最重要的德方档案”，“但是关于德国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在北京的外交谈判，除了少数例外，文献要么不完整，要么完全缺失，因为站在欧洲政治的角度，这些并不那么重要”。皮名举除了对史料的优缺点有清醒的认识之外，还注重史料运用上的平衡性。英国与德国这两个“一战”的主要对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场借用历史科学手段、围绕战争罪责问题而展开的‘档案战争’”。皮名举没有简单地站在某方立场上说话，而是同时运用了两国的资料，尽量保持史学研究的客观性，这与他的导师费伊教授在“一战”起源问题上的研究态度一脉相承。皮名举虽然留学美国，在西方国家外交史研究的学术语境下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但他没有单纯依靠西方国家的外交史料，而是充分利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外交档案大量出版的有利契机，在外交史论文中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民国时期的外交史学科真正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学者们将外交史研究学术化与历史化。蒋廷黻作为民国时期外交史学科的奠基人就曾明确指出：“研究外交史不是办外交，不是做宣传，是研究历史，是求学问。二者决不可混合为一。你如拿历史来做宣传，你不是历史家，是宣传家；你的著作不是历史，是宣传品。宣传品也有其价值，或者很大的价值，但仍不与历史同道。依我个人看来，现在国人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宣传品所能供给的感情之热，不若说是历史所能供给的知识之光。”皮名举的博士论文就超越了之前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范式，体现了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化与历史化。

　　皮名举在结论中承认胶州湾事件标志着德国在远东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形成，与英国学者将“一战”的起源追溯到胶州湾事件有相似之处。但是，皮名举在研究中详细描述了德国这种强硬政策形成的过程，对俄国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并不只是简单地谴责德国的野心，也没有把德国妖魔化。皮名举同时运用国际史的视野，探讨了胶州湾事件对之后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所产生的影响，揭示了大国之间在远东博弈的复杂性，反驳了英国学者将一切国际危机的责任都推给德国的片面性。另外，皮名举也检讨了清政府在应对胶州湾事件中的得失。他没有简单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清政府腐败无能与丧权辱国，在皮名举看来，清政府最大的失误在于过分轻信与依赖俄国的帮助，所谓的联俄抗德政策无异于引狼入室，不但没有阻止德国对胶州湾的占领，反倒使俄国借机侵占了旅顺与大连，而且耽误了对德国采取有效措施的时机，导致对德外交的彻底失败。皮名举以扎实的多国一手史料为基础，摒弃了非理性的情绪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近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开始重新关注胶州湾事件前的外交交涉，出现了一批以原始外交档案和当事人的日记、信件为基础的重要研究成果，但其结论基本上印证了皮名举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观点。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皮名举博士论文的学术价值，以及民国时期的外交史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