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丹心“光”耀中华

　　说起我国的光学事业，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个地方——长春光机所，这里被誉为“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更不得不提一个名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长春光机所第一任所长王大珩。几十年来，在伟大的中国领导下，以王大珩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追光人”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己任，艰苦奋斗，敢为人先，亲手创造了祖国光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地下到天上的一个个奇迹……

　　王大珩的“珩”，在辞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形状像古代乐器磬的玉佩上面的横玉；二是珩磨，一种精密仪器的光整加工方法。冥冥之中，这两个互不相关的含意同时融入到王大珩的生命之中。

　　1938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王大珩远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院实验室学习。就在即将完成博士学业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放弃博士学位，到英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光学玻璃制造企业当技术工人。面对众人的费解，王大珩说，理论很重要，掌握真正的技术更重要，应用光学在当今的时代已经飞速发展，而我的祖国连一块光学玻璃、一件真正的精密光学仪器都做不出来，我一定要让祖国的光学事业在我这一代实现突破。

　　1949年3月，王大珩辗转回到祖国，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台V棱镜精密折射仪，它可以快速测算出某种玻璃的光性精确度，这个仪器的专利属于英国昌司公司，而发明者却是中国人王大珩。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由于国外技术封锁，国内在光学技术方面一片空白，仅有一些小作坊，能做到的是为枪炮上的光学仪器做些修理或装配。1952年2月，王大珩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前往吉林长春，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那个时候，在王大珩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基础，有的仅仅是建馆资金——1400万斤小米。

　　尽管困难重重、条件简陋，1953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正式成立了。王大珩和同事们一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在车间一线，经过无数次的调试，第一埚光学玻璃终于诞生了，这一创举不仅结束了中国没有制造光学玻璃能力的历史，也为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此后的几年里，在王大珩的带领下，一个个对中国光学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果接连问世——大型电子显微镜、高温镜像显微镜、万能工具显微镜、多倍投影仪、大型光谱仪、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第一台光电测定仪等八种具有代表性的精密光学仪器和一系列新品种的光学玻璃，这些被称为“八大件一个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其中的每一项成果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来说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由此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

　　那时，在中国光学界流传着一句话，“缺什么东西找王大珩！”然而，在光学科研面前无所不能的王大珩也有着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留住自己的爱徒蒋筑英。

　　20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机复原技术还不过关，电视里面的人和物颜色严重失真，而攻破这一技术难关，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就是王大珩的学生蒋筑英。

　　1962年，从小在南方长大、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蒋筑英考取了王大珩的研究生。那个时候，国外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已经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而这在我国却是彻底的空白。为此，导师王大珩为蒋筑英选定了这项具有开创性的课题。

　　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1965年，我国终于有了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此后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蒋筑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编写了我国第一个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成为我国光学事业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尽管取得了骄人的科研成果，但蒋筑英最大的愿望是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员。1982年6月12日，他到成都出差，临行前，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令人遗憾的是，这份即将达成的心愿却成了他的绝笔。1982年6月15日，积劳成疾的蒋筑英将生命定格在了43岁。

　　这位“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用生命诠释了入党志愿书上的誓词，用自己对科研工作的无私奉献在我国的光学发展史上留下了璀璨的光芒。

　　光学不仅是常规武器的“眼睛”，在、导弹的研究中光学更有着独特的地位。

　　1961年8月，新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在长春光机所诞生了，仅仅比国外同类型激光器问世迟了一年。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为了适应新中国国防工程的需求，王大珩带领下的长春光机所开始转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面对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封锁，党中央决定独立自主发展、导弹技术，在靶场上建立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是其中重要课题之一，这个重担就落在了长春光机所的肩上。

　　几番仔细商讨后，王大珩坚持一竿子插到底，把研究和制造全部承担起来，并亲自担任项目的总工程师。经过5年多的努力，工程顺利通过鉴定，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项目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从事光学工程研制的历史，建立起了必要的光学领域技术基础和相应学科，使我国的光学技术水平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爆炸，这一壮举震惊了全世界。当时现场那些珍贵的图像都来自一种特殊的摄像仪，它们被布置在离核爆炸点很近的地方，可以在强烈核辐射中快速拍摄，这些仪器就是由长春光机所王大珩等科研人员自主研制而成的。

　　第一颗的爆炸，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科学技术当时所能达到的新水平，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在党中央的整体布局安排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长春光机所又将光学事业的种子洒向了全国多个地方——

　　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长春光机所相继向各地输出人才2200人，真正成为了新中国应用光学事业的发源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要依靠自己培养的‘科班人才’！”1958年，在王大珩的倡导下，我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成立了，并由他亲自担任校长。同时，全国多所高校也开设了与光学相关的专业，为新中国光学事业培养专业人才。这一系列举措，为后续我国光学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长春理工大学也被誉为“中国光学英才的摇篮”。

　　作为两院院士的王大珩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在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他更是当之无愧的战略科学家。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日本等国相继提出了加速发展高科技、把控经济技术未来发展趋势的战略计划，为了紧跟新一轮世界科技进步的潮流，王大珩、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4位科学家于1986年3月联名致信党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不是一封简单的建议信，而是一份改变了中国当代科技面貌的战略报告，也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863计划”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一些有限领域为研究目标的基础研究的国家性计划。计划的实施，使中国的科技水平与世界的差距明显缩小，60%以上的技术从无到有，而且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光机所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

　　2003年，中科院院士王家骐团队研制的米级分辨率航天相机搭载神舟五号飞船升空，填补了我国缺少高分辨率航天相机的空白；

　　2018年，张学军团队成功造出四米碳化硅反射镜，打破了我国只能花高价进口到小口径反射镜的困局；

　　先后分别为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嫦娥三号”、“天宫一号”、“天问”飞船升空研制了TV摄像机和瞄准镜、极紫外相机、高光谱成像仪、高分相机搭载设备，为中华民族实现千年飞天梦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历尽千辛万苦，走过百年沧桑。在中国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已经大踏步地迈进了新时代。新时代，新征程，有着雄厚的科研基础、强大科研队伍的长光人又开启了一项伟大的工程——2015年10月17日，“吉林一号”卫星成功发射。负责开发研制的是以长春光机所科研人员为主要科研力量成立的长光卫星公司，消息一出，引起整个航天界的巨大震动。

　　“2014年4月，‘吉林一号’卫星工程被国家正式批准立项，中国第一家商业卫星公司长光卫星正式成立。研发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但当‘吉林一号’翱翔在美丽的太空时，我们这些老爷们儿都哭了。”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宏光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感慨万千。

　　“吉林一号”卫星的发射，标志着我国在航天遥感应用领域的商业化、产业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吉林一号”也创造了多个“第一”——

　　小卫星的背后是大魄力、大智慧、大市场。以“吉林一号”卫星项目为核心带动了机械制造、光学制造等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项目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相关业务开发。“吉林一号”的发射成功，不仅为我国航天产业带来了深刻变革，更为我省的振兴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从“0到1”、从“无到有”，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就是科学家精神的最好实践、最有力的证明——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人们常常把光学科技工作者比作“追光人”，其实，他们就是“光”，是带着赤诚之心，用科技报国的“中华之光”！（记者 李开宇 景洋）沐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