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甲型H1N1流感：疫苗追着流感跑

　　6月17日，经由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6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生产用毒株运抵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并于当天上午在该所实验室进行扩增培养。图为研究人员用移液枪将毒株进行稀释。 新华社 周超摄

　　6月16日晚9时，一个神秘男子登上从北京开往武汉的Z37次列车。与其他乘客不同，他并没有携带太多行李，除了一件橙黄色的箱子，上面贴满英文封条，外面凝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珠。

　　看样子，他对这个箱子很是“宝贝”，不仅把它专门放在卧铺床头，而且始终严加看护。直到第二天清晨到达武昌火车站，他也是在车厢的其他旅客离开后，才小心翼翼地拿出推车，把箱子紧紧地捆绑在上面，独自走出站台。

　　“回来了，赶紧上车！”出口处，另一名男子迅速接过推车，将其搬上一辆大型冷藏车。当天早上7∶13，这辆货车向武汉市郊驶去，几经辗转，停在一个毫不起眼的独立院子里。

　　这里是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实验室，那两名男子都是这家研究所国际合作部的工作人员。他们手中的箱子，装载的并不是什么重要文件，而是来自英国的甲型H1N1流感生产用毒株。6月17日，这6支毒株将会在一个达到生物安全三级标准的实验室里，进行接种、培养及制备病毒种子库。一位工作人员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年国庆前将生产出第一批甲型H1N1流感疫苗。

　　正当这家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加紧工作时，远在英国赫特福德郡的罗伯特纽曼研究员正在悠闲地喝茶。正是他所在的英国国家生物制品检定所（NIBSC），向包括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在内的诸多厂家免费提供了毒株。

　　从1975年NIBSC成立起，纽曼就在这里从事流感病毒研究。这家公共机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标准和参考材料的主要制作人和分发人。5月27日，WHO确定甲型流感H1N1生产用毒株后，就委托NIBSC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等4家机构，分批向世界各国有疫苗生产资质的厂家分发毒株。

　　纽曼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NIBSC的目标群是疫苗生产商。相比之下，CDC提供的毒株更接近野毒株，即从自然界分离的保有本来特性的活细菌株或病毒株。而疫苗生产所用毒株抗原性比较强，会使人体产生较为强烈的反应。

　　“但这次甲型H1N1流感来得实在太突然，在这种紧急情况下，NISBC和CDC所分离且分发出去的毒株都是相同的。它们的名字都一样是NYMCX179A。”纽曼表示。

　　“它永远准备让你吃一惊。”这位和流感病毒打过30多年交道的专家这样评价自己的对手，“这绝对不是什么溢美之词，像这次的甲型H1N1，之前没人能想到它的出现。”

　　这些对手的名称听起来大同小异：一个字母“H”和一个字母“N”，每个字母后跟着一个数字。这两个字母代表病毒表面的两种蛋白质血凝素和神经氨酸，数字则表示每种蛋白质结构的细微变化。这种变化非常重要，原因是人体免疫系统要“瞄准”这些蛋白质，进而攻击病毒。

　　虽然从死亡率来讲，甲型H1N1远没有H5N1那么可怕（前者连1%都不到，后者达到50%左右），但其蔓延速度出人预料，在短短两个月内，已经扩散至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根据WHO6月22日公布的数字，累计有52160人感染此病，其中231人死亡。6月11日，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正式宣布把甲型H1N1流感警戒级别升至最高级6级，这意味着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已经发展为全球性“流感大流行”。

　　在这种情况下，疫苗的研制显得迫在眉睫。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说：“流感疫苗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用其他的药物可能会有副作用。”汕头大学医学院院长顾江则提醒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节，“恰好又是季节性流感的暴发期”。

　　在纽曼的印象中，上一次“流感大流行”是1968年香港暴发的一次普通流感。不过，甲型H1N1带来的压力要大得多，使“整个实验室都处于焦虑的状态中”。

　　如果在往常，这位教授总会在烤箱里烤上脆脆的香蒜面包，再来一杯现磨的咖啡，静静享用自己的午餐。但在研究毒株的日子里，他和同事往往只能匆匆买一个三明治，并从投币饮料机里买一杯咖啡或者红茶。

　　“我们简直是夜以继日地展开研究。”纽曼强调说。他所在的研究团队5月初从美国得到第一份病毒样本。到5月28日就成功分离出适用于疫苗开发的毒株，加上病毒鉴定和安全检测的时间，前前后后也就一个多月。

　　这些毒株的安全存放级别被划定为Ⅲ级，这意味着它们被关进上锁的箱子保存。“知道Ⅲ级意味着什么吗？”纽曼神秘兮兮地说，“整个NIBSC，拥有钥匙的人不超过10名。”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国际合作部物流主管蒋惊涛也有一把钥匙。乘坐Z37次列车时，他一直把钥匙挂在衣领的最里面。6月17日上午10时，他取下脖子上的这把钥匙，打开了装载甲型H1N1毒株的箱子。

　　箱子的里面盛放着大量的干冰，这是为了维持毒株存活应有的温度零下20摄氏度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4摄氏度。而6支毒株则被放在“非常非常”耐摔耐磨耐压的菌种盒里。这些来自NISBC的毒株，前一天晚上搭乘飞机由伦敦抵达北京。

　　抢先拿到毒株，是这场“商战”的起点。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WHO将于5月27日确定甲型H1N1生产用毒株并委托机构分发时，来自中国的十多家具备生产流感疫苗资质的企业纷纷提出申请，希望在第一时间取得毒株并研制出疫苗。

　　之后的研制过程大同小异：毒株将接种至鸡胚中进行培养。在厚厚的透明玻璃墙内，以白大褂和胶皮手套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把孵化了10天左右的鸡蛋排列在一起，拿出一个小锤子从顶上将壳敲开一个洞，用移液枪将稀释后的毒株接种进去。

　　这种鸡蛋培育法是培育流感疫苗的主要方法，也是最为传统的方法。在病毒接种到鸡胚里孵化两天后，要将获得的流感病毒灭活，也就是灭除病毒的繁殖能力。接下来的净化过程则需要差不多一周时间，即将病毒以外的杂质完全去除。如果幸运的话，此时的病毒蛋白液就是疫苗的原型了。再添加佐剂、配比和分装，就得到了最终的疫苗。

　　据说，一般的流感疫苗每支只需要15微克，但由于甲型H1N1病毒是新病毒，人体完全没有抗体，所以每支至少要达到90微克，才能确保对人体起到保护作用。

　　目前看来，这场竞赛中，最先跑到终点线的是瑞士制药业巨头诺华公司。这家公司在6月12日发表声明说，已经成功研制出首批甲型H1N1流感疫苗。首批10升疫苗先入实验室检验，再进入临床实验阶段，获得生产许可后，将于9月投入批量生产。

　　6月3日，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最早拿到疫苗毒株的中国企业。6月22日，这家位于河南新乡的生物公司宣布，我国首批甲型H1N1流感疫苗正式下线月份。一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届时华兰将以每天60万支的产量向中国提供甲型H1N1疫苗。价格不会和普通流感疫苗有太大差异，应该在100元以内。

　　上海市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党委书记傅申介绍，疫苗临床试验的时间相对较短。这是因为一般药物需要观察治疗效果，而疫苗主要看接种后产生抗体的水平。

　　纽曼的工作远没有完成。这位科学家表示，当各国加紧研发疫苗时，他所在的团队沐鸣娱乐2注册官网则需要研发试剂。这些试剂将用来测试疫苗是否合乎标准和有效。同时，他还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如何令毒株更加适合疫苗研发，这需要将致病毒株和已经经过测试和实验的毒株进行杂交。

　　“我们时刻密切关注着H1N1病毒。”他表示，虽然到目前为止在基因谱上，现有的H1N1病毒相似度非常高，但没有人可以预测在将来的几个月里，病毒是否会发生变异。

　　在他印象中，欧洲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教训：一个地区刚刚解除流感警报，当晚还为此举行盛大聚会庆祝，结果就在当时发生了更为广泛的传播，造成很多人死亡。

　　陈冯富珍也表示，虽然有迹象显示，甲型H1N1流感病毒迄今造成的病情相当温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可以对它放松警觉。她说，没有人可以预言，这种在本次流感季节最后阶段首次出现的病毒，日后是否会演变成一种更危险的病毒。1918年的大流感在初次暴发后又接着暴发了第二轮情况远为严重的疫情，导致全球数百万人丧生。“我们不能反应过度，同时也不能自负，我们现在对这种疾病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这位总干事很是谨慎。

　　不过，纽曼相信即将面世的疫苗应当非常有效。“我们甚至没有观测到甲型H1N1病毒有任何抗原漂移的迹象（抗原漂移是指由基因组发生突变导致抗原的小幅度变异，不产生新的亚型，属于量变，没有质的变化），在临床实验所需的这几周内出现变异的可能性非常微弱。从以往的季节性流感来说，每当流感病毒产生一定的变异，新跟上的疫苗也需要经过相同的临床试验阶段，但事实证明它们总是有效的。”

　　各国政府已经开始订购流感疫苗。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已与诺华制药公司签署了价值2.89亿美元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订单。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也通过了10亿港元的拨款方案，以购买甲型H1N1流感、肺炎球菌及季节性流感疫苗，并支付有关注射费用。

　　来自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字显示，中国政府将存储至少1300万份疫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表示，目前有关甲型H1N1疫苗都是政府埋单。政府储备疫苗后，将会统一分配使用疫苗，“哪些人需要接种疫苗，要考虑哪些人具有易感性、高危性等”。

　　一位内部人士透露，政府应该不会进行全国性的强制接种。至于购买和定价，他表示难以猜测。但以往的流感病毒，进口疫苗每支价格一般在百元以上，国产则几十元一支，“而且效果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现在生产工艺和临床试验标准都比较严格”。

　　从研制疫苗成功到大批量生产，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生产出能满足所有美国人使用的甲型H1NI流感疫苗，即6亿剂疫苗，可能要等到明年1月份；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制药业协会联合会此前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要制造出满足全球需要的新流感疫苗，可能需要4年时间。

　　“甲型H1N1流感有可能卷土重来，全世界应对此做好准备。”陈冯富珍的这句话似乎预示着，人类和病毒的这场竞赛还要长期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