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8月28日发表题为《在“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反思“实力”》的文章，作者是日本多摩大学规则制定策略中心副主任和客座教授布拉德·格洛瑟曼。全文摘编如下：
虽然美国政府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美国对华关系的现实，但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明白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的含义。技术是新竞争的核心，而美国决策者依靠的是一种成熟、经过时间检验——可惜很过时——的战略视角。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上一份全球趋势报告中指出：“有些技术领域似乎具有实现转折性变革的潜力……这些领域的进步将与能源存储等其他技术相结合，影响社会、经济甚至权力的性质。”
这份报告指出：“看似不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领域融合在一起，正在使得新应用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的、现实的和有用的。”
这份报告分析强调：“原材料和制造业在长期的良性循环中紧密联系在一起……高性能运算、材料建模、人工智能和生物材料的聚合式增长极有可能会起到推动作用。”这在日渐形成的5G环境中也显而易见。5G硬件、数十亿传感器、设备及连接创造和提供的数据，以及能够对其进行实时分类和分析的人工智能——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将创造一个新世界。
这些是真正的“关键技术”。中国明白这一点。美国领会得比较慢。这是几个因素造成的结果：错误解读历史，情愿将意识形态置于事实之上，以及美国认为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其权力，并贬低中国的努力。
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差不多每天都警告说，美国在技术领域的霸权地位正在受到“威胁”。按照许多标准来衡量，这种霸权地位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国会采取行动，通过了像《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这样的立法，以巩固美国的地位。
除了实施帮助美国“发动攻势”的政策，美国还辅以比较传统的措施，以保护知识产权免遭窃取或者非法获取。沐鸣2这些防御性措施包括《出口管制改革法》和《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这两项法律都是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一部分。这些努力一直被批评为临时凑合、进展迟缓和缺乏协调，在美国国内是如此，关键是在美国与盟国和伙伴之间也是如此。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效实施《出口管制改革法》和《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所需的新兴和基础技术清单的制定速度极其缓慢。
这种令人沮丧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一种矛盾。旨在同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和加强美国竞争力的政策消灭了其产品的巨大市场，从而威胁到了这种竞争力。硅谷警告说，对中国的销售占美国半导体制造商销售额的很大一部分——在大多数而不是所有情况下占25%——这样的数量其实为美国产业的创新预算提供了资金。该行业一直公开反对限制性措施，并且参与了这些技术的整个征求意见和讨论过程。
首先，美国必须更敏锐地意识到新技术的变革性价值和影响。决策者普遍认识到了这些新技术的重要性。
其次，美国应该寻求与伙伴和盟友合作。关键的教训是，无论一个经济体多大或者多先进，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将其所有生产网络国内化。盟友和伙伴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与美国合作，不仅是为了满足它们自身的需求，而且是为了形成相互依存性，从而可以遏制华盛顿未来的任何孤立主义倾向。
第三，美国需要将安全重新概念化，以认识到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呈现出了新维度和新表现。承认大国竞争的新现实或者让人们以为他们知道其中含义是不够的。脆弱性更加分散，而这为政府、企业和公民制造了新的责任。实力正在被重新定义，战略家必须对实力的运用展开创造性思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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