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一个特殊案例

　　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的民选政府，智利进入了军人政府时代。军人政府雇佣了一批“芝加哥男孩”推行自由经济改革。这场改革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皮诺切特最后将军人政府过度给了民选政府，实现了智利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

　　一些经济学家将智利视为自由市场改革的典型案例，皮诺切特式“威权市场主义者”被认为是国家转型的过渡性方案。

　　但是，皮诺切特维持了17年的军人政府统治，对政治对手的打击极为残酷。同时，智利经济繁荣的另外一面是寡头经济与贫富悬殊。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常常借此攻击皮诺切特，否定自由经济，嘲讽弗里德曼与“芝加哥男孩”。

　　智利的故事远比以上标签化的认知更加复杂与精彩，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智利历史上三个时期的国家命运演变。

　　智利，在南美是一个特例。与阿根廷、巴西等国不同，智利的种族构成与宗教信仰单一，绝大多数是西班牙后裔，说西班牙语，几乎都信仰天主教。

　　这个国家的地形呈南北狭长带状，东西平均跨度不到200公里，而南北跨度达4800公里，接近中国版图的南北距离。东面是高耸延绵的安第斯山脉，西面是南太平洋，北面是沙漠。在历史上，智利的政治高度稳定，受邻国干预少，历史包袱小，民族矛盾少，同时自治文化浓厚，“我们智利人知而自治”【1】。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智利已经实行了40多年的民主政治，涌现左翼、右翼与中间派。哪个势力执政，取决于中间派支持谁。当时，左翼与右翼的矛盾尖锐，政策颇为极端。

　　1964年大选，中间派的弗雷当选总统。弗雷上台后搞改革，以政府的名义购买了美国商人在智利铜矿开发公司51%的股权，大量投资基础教育与基础设施，还废除了大庄园制。但是，中间派执政两边不讨好，左翼痛斥其太软弱，右翼却认为太激进。加上通胀高企，物资短缺，民众对弗雷颇为不满。

　　1970年大选，中间派失利，左翼的阿连德以微弱的相对多数票（36%）战胜了右翼（35%）当选总统。阿连德出生在政治氛围浓厚的家庭，其父亲是共济会与激进党成员。阿连德信奉左翼思想，长期担任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部长，曾多次参选失败。这次，阿连德联合社会党、激进党等左翼政党，以及中间派基督教组成人民团结阵线才勉强获胜。在很多人眼中，他是左翼中的温和派，希望通过民主而不是暴力的手段达成政治目标。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阿连德上台后就来了一顿猛如虎的操作。阿连德强行实施计划经济，将一批大型工商企业国有化，包括智利铜矿公司全部国有化，没有支付美方投资者一分钱赔偿金；征收大量土地，实施集体合作社；冻结物价对抗通胀；大量印发钞票，扩张财政赤字，大幅提高工人薪资；将关税提高到120%，驱逐外资和外部援助。

　　阿连德这顿操作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灾害。大量印钞推高了原本高企的通胀，冻结价格打击供给导致物价更高、物资更短缺。工人名义工资上涨，但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工资比弗雷时代更低。

　　阿连德原本就基础不牢，如今原本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也走到了独立面。人民团结阵线瓦解，中间派纷纷离他而去，左翼势力中的铜矿工人发起全国大罢工，右翼势力走上街头控诉阿连德，社会秩序混乱，经济系统崩溃，街头暴力不断。

　　但是，阿连德并不是一个像斯氏、卡氏、切氏那样的左翼领导人。他是一位民选总统，不是一个革命者，至少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掌握了政权的合法性，努力维护民主制度和自治传统。在计划经济上，阿连德也是异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系。他让工程师请来了当时英国著名的控制论专家，打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全国的实时经济信息网络：Cybersyn【2】。这个系统包含了中央控制和地方自治两个特点。在中央控制室中，阿连德可以掌握全国各种物价的实时数据，并设置了预警机制。这个系统也吸收了如今的分布式的构想，阿连德试图发挥地方自治传统，以更好的调控物价以及分配物资。科技史学家梅迪纳将阿连德定义为“控制论革命者”。

　　如此，民主政治与计划经济神奇地走在了一起。人类历史上仅此一例，这就是阿连德时代的特殊性。二战后，欧美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通过民主方式掌权，如英国的工党执政，也采取了部分国有化政策，但顶多是搞福利国家建设，均未像阿连德一样全盘推翻自由经济，实施计划主义。

　　另外，阿连德公开宣布要在智利建立一个像古巴一样的政权。阿连德与古巴的卡斯特罗交往甚密。这让美国人感到恐惧。要知道就在8年前，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差点将世界推向核战争。从此之后，任何一届美国总统如果放任美洲再次出现类似古巴这样的政权，都很可能遭到国会的弹劾。

　　在弗雷时代，智利与美国关系友好，是拉丁美洲中获得美经济支持最多的国家。而阿连德上台后硬生生地为智利制造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最大的危险来自国内。阿连德的极端政策助长了极左势力的政治野心。他们对智利的国家军队极为不信任，发动革命左翼运动，开始囤积武器，试图跳过阿连德发动暴力革命，彻底控制智利的国家政权。

　　这时，执政不到三年的阿连德面临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但是，阿连德选择信任军队，任命皮诺切特为陆军总司令，试图拉拢军方进入内阁。同时，阿连德试图发起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他的去留，但为时已晚。

　　1973年9月11日凌晨1点半，军人发动政变。早在十天前，海陆空就已达成共识，身为陆军总司令的皮诺切特在最后时刻加入了这场政变。当天午夜，原本在太平洋参加演习的海军舰艇突然返港，陆军迅速控制各大城市的警察局、政府、银行、广播台及要害部门。

　　阿连德是早上6点多在私人寓所中获知政变消息。他拒绝出国避难，带着总统卫队前往。阿连德头戴钢盔，手握AK47自动步枪进入了办公室。接着，皮诺切特领导的军政府委员会发布公告，勒令阿连德立即辞去总统职务。

　　但是，阿连德拒绝了。他在宪法广场上做了最后的演讲，痛斥政变军队，坚持抗争到底。当天中午，政变军队攻陷了。悲愤的阿连德在办公室用那把AK47自杀了。枪托上镶嵌有黄金，上刻“送给我战斗中的朋友和同志，菲德尔·卡斯特罗赠”。

　　阿连德的政治乌托邦以这种悲壮的方式崩塌了，那个超级信息网络Cybersyn也随之覆灭。这一政治与技术实验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对经济规律的错误认知上。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威廉姆森肯定计划调节时，经济学家们颇为担心。大型企业以及超级计算机可能以计划的方式接管经济。其实，政府、企业、家庭等组织都采用计划调节资源，但此计划与计划经济是两个概念。米塞斯的货币计算的解释是技术性的，更为根本的是计划经济是统治经济，消灭自由与竞争，也就消灭或抑制人类最为本源的创造力。政府、企业、家庭等组织的计划效率根本上来自外部竞争，如果外部竞争消失，计划效率也随之消失。今天学界讨论的量子计算机的计划经济，与阿连德的乌托邦实验，都是对人类创造源头的毁灭。

　　之后，军人政府接管了智利，这个国家开始进入皮诺切特时代。在这场政变之前，智利的国家军队从来没有插手过政治事务。沐鸣娱乐2注册官网当时，中间派、右翼以及大部分市民，渴望这场政变终结阿连德带来的经济灾难与社会混乱。不夸张的说，这场政变拯救了智利，避免了智利滑向古巴式的国家，也避免了一触即发的内战。

　　当时，绝大多数智利人认为，军人政府不过是一个过渡政府，最多等两三年时间军人政府会主动将政权还给民选政府。毕竟智利是一个拥有民主传统与自治文化的国家。

　　阿连德，在执政上昏招频频，导致国家陷入混乱。但是，阿连德毕竟是民选总统。这时，到底是通过民主的手段终结阿连德政府，还是发动军事政变？军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接管政府？

　　这是主义的一个难题。皮诺切特最初有点犹豫，但最后选择了后者。皮诺切特自辩以摧毁民主的方式来挽救这个国家。这是洛克政治理论中的民众革命权，还是军事强人的狡辩？

　　军人政府掌权后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议会，取缔左翼政治党派，甚至解散了中立派基督教，接管了阿连德读过的智利大学，任命军官担任大学校长。皮诺切特大规模逮捕左翼分子，10万人仓皇出逃，一些人逃到南美邻国与欧洲仍被追杀。到1976年，皮诺切特囚禁了13万人，相当于智利总人口的1%。其中，绝大多数被释放，但仍有数千人被杀害。有人甚至将皮诺切特形容为智利的希特勒。

　　皮诺切特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难题，即经济系统崩溃。如何快速降低通胀？如何解决物资短缺？如何促进经济复苏？

　　1975年下半年开始，皮诺切特雇佣了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由后者提供经济改革的政策。这群经济学家，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他们中多数曾在1955-1964年间到芝加哥大学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并深受弗里德曼自由主义的影响。

　　弗里德曼在这一年出访过智利，与皮诺切特进行了45分钟的谈话。弗里德曼回到美国后还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皮诺切特，内容主要是经济改革的建议。

　　皮诺切特政府否定了阿连德时代的计划经济，推行自由市场改革。他对大批被阿连德国有化的企业实行私有化；停止对物价、工资与物资分配的管控，开放了2000多种商品的价格；停止印刷货币来支持政府财政，将政府预算压缩20%-25%，裁撤数万公务员；开放自由市场，解除资本管制，吸纳国际投资，进口关税从之前的120%下降到10%；将阿连德时代被没收的财产物归原主。这一系列方法被称为“休克疗法”，弗氏的价格理论足以解释。

　　“芝加哥男孩”的政策颇为有效，在短短几年内，智利的年通胀率从阿连德时期的600%骤降到6%，物资短缺问题一扫而空。物价平稳后，经济秩序恢复，价格机制奏效，私人投资增加，经济快速复苏。从1978年至1981年间，经济增长了32%。皮诺切特还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外资投资猛涨，出口也增加，制造业因此得以发展。

　　继阿连德时代之后，智利出现了第二个奇特现象：军人政府与自由市场神奇地走在了一起。在南美、非洲、西亚、中亚一些国家，军人政府、独裁政府都选择经济控制与资源垄断，以巩固统治的经济基础。

　　皮诺切特为何要发展自由市场？军人政府中也有强烈的反对者，比如空军总司令古斯塔沃·利，但是皮诺切特还是强势地推动自由市场改革。这或许与他代表的右翼势力有关。皮诺切特被认为是典型的右翼独裁者，政治上独裁，经济上自由。这种政治人物，有一个专有称呼，叫威权市场主义者。

　　这一矛盾也落到了弗里德曼的个人声誉上。美国一些学者抨击弗里德曼支持独裁者，要求芝加哥大学将其除名。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颁奖典礼上，有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资本主义与自由”。

　　然而，皮诺切特时代的前十年，智利洋溢着繁荣与和平的气氛。很多人已不再提起阿连德，转而支持皮诺切特政府，尽管它是一个军人政府。皮诺切特也趁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1980年，军人政府修改宪法，由选民投票决定皮诺切特的总统任期是否延长八年。据说，军人政府严控了这次投票，结果大多数选民支持修宪，同意皮诺切特继续执政到1988年。

　　但是，1982年，智利爆发了经济危机。皮诺切特政府实施了大部分自由化改革，但是唯独保留了固定汇率——弗里德曼主张自由汇率。与多数拉美国家类似，当时智利的比索钉住美元。这一年，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大幅提高利率，美元迅速升值，拉爆了钉住美元的他国货币，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无力偿还外债，爆发债务危机，外汇动荡，货币贬值。智利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政府赤字相对较低，但比索跟随美元快速升值，贸易赤字扩大，农业及制造业出口遭遇重创。这时，一些支持者站到了皮诺切特的对立面。

　　不过，皮诺切特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并推行浮动汇率改革，经济快速复苏。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终结了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的增长奇迹，但是智利是个例外。1984年，智利经济迅速反弹，此后延续强劲增长态势，1989年增长率高达9.92%。这就是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经济奇迹。

　　皮诺切特另一大挑战来自美国。美国尼克松、福特、卡特三位总统都支持皮诺切特。到了里根时代，皮诺切特追杀左翼分子的证据被媒体曝光，其中还有一名智利裔美国合法居民被烧死，美国政府对皮诺切特的态度转向避嫌、施压与反目。

　　1988年皮诺切特再次面临去留的信任投票。美国政府很早就成立了一个“争取进步联盟”，支持拉美国家的中间派，以推动民主化与自由化改革。这时，这个联盟发挥了作用。中间派举办了大规模的竞选宣传，口号简单粗暴——“No!”这场运动被称为“否决运动”。为了避免像上一次一样被皮诺切特操纵选举，反对派们号召了92%的潜在投票者进行登记，大大提高了投票透明度。

　　结果，58%的选民给皮诺切特投了否决票，皮诺切特无缘再次延长八年任期。但他接受了这一投票结果，并承诺用一年的时间将政权过度给民选政府。

　　1990年大选，大量左翼人士从欧美、南美重返时隔17年的智利，他们与中间派联手，联合17个大小政党，成功拿下总统大位，帕特里西奥·艾尔文成为后皮诺切特时代的首位民选总统。

　　后皮诺切特时代，左翼与中间派可谓大获全胜。继1990年后，他们在1993年、2000年和2006年连续拿下三场大选。其中，2006年大选中获胜的总统是社会党的巴切莱特，她是智利首位女性总统。巴切莱特的父亲是一位将军，曾被皮诺切特的军人政府囚禁。她的角色，有点像缅甸的昂山素季。

　　后皮诺切特时代，智利是否重回阿连德时代，重回那个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动荡时代？

　　民选政府执政后不得不面对两大皮氏遗产：一是经济遗产，主要是经济寡头与贫富悬殊；二是政治遗产。如何处理这两大遗产，决定着智利的国家前途。

　　我们先看经济遗产。是否全面否定皮诺切特的自由经济？是否重新回到阿连德的计划模式？是否中断智利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这些问题在1982年经济危机时还具有相当的争议，但到了1990年，民选政府已有明确的答案。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局势决定的。

　　1990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个巨大的阵营瓦解。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智利已经没有选边站的机会了，重掌政权的左翼政党不得不放弃阿连德时代及激进派的极端意识形态斗争。同时，大量从东欧返回智利的左翼，亲眼看到极端政治路线的国家命运。另外一些从英国回来的左翼，他们看到了工党在英国执政的成功经验——费边主义主张以民主获取政权，进而建设福利国家。

　　民选政府的压力来自国内巨大的贫富悬殊。在一些人看来，贫富悬殊是皮氏失败的证据，以此来讽刺“芝加哥男孩”，否定自由经济。甚至，将智利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与失败的南美自由主义划等号。

　　自由经济之下是看得见的贫富差距，人们常以贫富差距来攻击或否定自由经济。自由市场主张以机会公平的方式激发人的才能，而人的才能存有差异，进而推导出不均等的财富结果。但是，财富不均等不一定是不公平。机会公平即结果公平，尽管结果是财富不均等。反过来说，财富均等是不是一种公平？财富均等是不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

　　但是，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经济确实存在问题，主要是寡头经济与法治不公。军人政府保护寡头经济，，政治腐败；对劳动者的权益缺乏保护，公共资源短缺，社会福利不足，导致劳资收入悬殊扩大化。智利的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军人政府时代的制度问题。

　　民选政府比一些经济学家更加明智，他们坚持维护能给社会与民众创造财富的自由市场，同时效仿英国的工党，改革军人政府时代的制度，保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国家福利水平。数据显示，智利贫困人口比例在皮诺切特执政最后一年是24%，到2003年下降到5%。

　　民选政府并非不想清算皮诺切特，事实上他们也有所行动。皮诺切特下台后先后遭到了300多次起诉，甚至被剥夺终身参议员的豁免权。民选政府组织了一个“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军人政府的暴行，公开了3200人被杀害或“被消失”。当年的施暴者，有数十人被审判，其中军人政府的情报局局长被判处526年监禁。皮诺切特的妻子和4个女儿也遭到调查。

　　1998年，皮诺切特以私人身份出访英国，被英国警方拘禁。理由是西班牙法官指控他在执政期间涉嫌杀害西班牙人和西班牙后裔，希望英国警方将其引渡到西班牙受审。此后，皮诺切特被软禁在伦敦一个寓所长达一年多，最终英国政府以健康为由将其释放。直到2006年去世，皮诺切特也未真正受到任何审判。

　　在1988年那场选举中，皮诺切特虽然失利了，但是依然有42%的支持者。老辣的皮诺切特留下了一些“政治遗产”以保护自己平安落地。他保留了陆军总司令的职位，保持着对军队的控制权，并将铜矿公司每年10%的销售额充当军费。1998年皮诺切特卸任陆军总司令后，获得了终身参议员的身份。皮诺切特还在下台前提高了修宪的难度，民选政府难以修订宪法彻底推翻皮氏政治遗产。

　　这种权力的博弈，影响了民选政府推进公平性改革，但也推进了政权的平稳过度，同时也延续了经济高增长。从1984年到2007年，智利经济与美国经济一样维持了长达10多年的景气周期。智利没有陷入拉美式危机和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大选，右翼政党才赢得执政机会，2014年左翼的巴切莱特再度掌权，2018年政权再度回到右翼政党。左右翼政党交替执政，逐渐告别阿连德与皮诺切特的政治阴影。民选政府打出的口号是“全民的智利”，而不是阿连德的智利，也不是皮诺切特的智利。

　　2019年10月，智利决定将早晚高峰期地铁票价由800智利比索涨至830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8.27元)，价格涨幅相当于人民币3毛钱。智利随即爆发大规模，骚乱持续数日。

　　这场骚扰说明智利并不完美（公共福利不足），但足够幸运（政治自由）。拥有政治自由的智利人在政治博弈中逐渐向公民国家回归。

　　皮诺切特在卸任时曾经说过：“我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移交的是一个具有坚实基础、旺盛未来的国家。”

　　如今，智利依然是南美最好的经济体，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也是经济最稳定的国家。智利经济奇迹是对皮诺切特的肯定，但是军人政府的残暴又是其不可抹去的另一面。时至今日，智利人对皮诺切特的评价依然是两极化的。人们将皮诺切特式人物定义为威权市场主义者。

　　对皮诺切特的支持，被认为是弗里德曼职业生涯的污点。弗里德曼试图辩解，皮诺切特避免了智利滑向国家悲剧——极权主义与饥荒灾难。而支持皮诺切特的逻辑是他在1962年《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探讨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即“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3】。只要持续开放经济，推动经济自由，市场力量，包括大量企业主与日渐壮大的中产，进而推动法治进步，最终达成政治民主。这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向帕累托效率递进的过程。

　　哈耶克是威权市场主义者作为过渡方案更为激进的支持者。与欧洲传统贵族学者（托克维尔等）的思想类似，哈耶克忌惮民主，崇尚自由，反对民粹主义与极权主义，主张自由民主制，即受法律制约的民主。

　　1977年，皮诺切特邀请哈耶克前往智利，在20分钟的会晤中，哈耶克强调了强有力领导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危机时刻。哈耶克当然不会支持独裁统治，但是认为一个国家在向自由经济过渡时期实施“临时”独裁可能是有必要的。他对媒体说：“我们将目睹从独裁政府到自由政府的过度，这对南美，如智利是有效的。”

　　除了皮诺切特，哈耶克还列举了一些威权市场主义者的名字，如葡萄牙的安东尼·萨尔、英格兰的克伦威尔、西德的阿登纳尔和艾哈德。类似的人物，还包括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德意志的德皇一世与俾斯麦、新加坡的李光耀、中国台湾的蒋经国、西班牙的弗朗哥与韩国的朴正熙。威权市场主义者，也常常被定义为“东亚范式”。

　　智利的皮诺切特与韩国的朴正熙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依靠政变上台的军事强人。他们都推行经济改革，发展自由市场与对外贸易，创造了经济奇迹。几乎在同一时期，即1988年，这两国的军人政府失去了政权。从军人政府过度到民选政府后，两国的经济依然维持着持续的增长，民选总统与寡头势力持续斗争。

　　但是，将一个国家的前途寄托于威权市场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在逻辑上是不可靠的。威权市场主义者，作为转轨型国家的过渡方案，只是经验之谈，并不是一种经济学或政治学理论。

　　经验，并非没有参考价值，只是具有偶然性、不确定性与不可靠性。威权市场主义者的成功，依赖于诸多不可复制的条件，如国际时局、地缘政治、领导意志、以及本国与美国的关系，等等。即便如此，威权市场主义者，千人千面，李光耀、朴正熙与皮诺切特，他们最终的命运均不一样，他们的国家前途与民众福祉也差异巨大。

　　更糟糕的是，人们根本无法定义与识别真正的威权市场主义者，这些政治强人以经济服务于政治，行至半途而废。远一点的，德皇一世与俾斯麦发动了三次王朝战争，德皇二世开动国家机器发动了一战，德国希特勒与日本王室则发动了二战。近一点的，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俄罗斯的普京，泰国的王室与军人集团、沙特的王室与石油集团，以及印尼的军人政府、缅甸的军人政府，他们将国家与民众的命运搁浅在江河之中。

　　皮诺切特亲手毁了民主与，17年后又将国家的命运交还给了民主与。这是智利这个国家的皮氏遗产，但不是国家转型的政治遗产。推崇威权市场主义者，与盲目否定智利的自由经济一样，都是危险的。

　　后来，弗里德曼在其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中的第24章《智利》中指出：“智利的情况是一个例外而不是遵从规律的产物”。他预言：“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持久，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的民选政府所替代……【4】”

　　【4】两个幸运的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韩莉、韩晓雯译，中信出版社。